个体视角下的职业教育现代化: 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分析
摘 要:职业教育现代化通过职业体验、技能传承和价值传递三个维度,保障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权。 从个体社会化和公民素养的培育,到职业能力的培育和人力资本的增值,再到生涯发展的多元选择,每个人在其一生当中都将受到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的影响。 个体视角下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价值体现为服务个体经验的生长、挖掘个体的经济价值,以及丰富和优化个体的生涯发展选择。
关键词:个体视角;职业教育现代化;生命周期;经验;生涯
从古代学徒制开始, 职业教育就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时空当中,通过技能传承、社会与文化资本的传递等实现多样化的社会功能。 个体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获得就业机会、 发展资源、 社会地位,进而促进行业协作、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从未被质疑。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在教育资源丰富且个体发展机会更为多元的当下, 中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由此带来全社会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讨论。 不可否认的是, 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都应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体现社会发展的特点。 但是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社会与文化资本乃至人类文明传递的重要媒介, 其本身就具有一些稳定的、服务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功能和特质。 当我们从个体的视角审视职业教育及其现代化的价值时, 将会进一步明晰职业教育在个体成长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 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 人通过从事特定的职业改造自然和社会, 以维持人的生存并促进社会的发展”。 [1] 可以看出,马克思将职业视为个体维持自身生存状态并参与建构人类社会和改造自然社会的主要载体。职业产生于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反映。[2] 伴随着职业的发展而产生的职业教育,是社会追求更大生产效率、个体追求社会生存与发展机会的产物。它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因素。它为个体参与社会的建构、获得立足社会的资本以及借助职业实现个体生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一)职业教育通过职业体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进程
社会化是生物性的“自然人” 成长为社会性的 “社会人”的过程。社会通过教育等方式,使“自然人” 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适应一定的社会环境,参与社会生活,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责,取得社会人的资格。[3] 人的社会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它是个体步入社会、取得社会生活资格的基本条件。 教育和学校往往被视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和场所, 但职业教育通过职业体验的方式拓宽了个体社会化的途径与时空。 它可以基于个体不同时期认知发展阶段的特点,以职业这一社会要素,将体验式学习与职业生活情境联系起来, 让学生置身于丰富的与各种职业活动相关的情境之中, 使其获得相应的真切认知与情感体悟,从而加深对自我世界、生活世界、职业世界和社会发展的理解。 [4] 在职业体验的过程中,个体获得了对职业及其相关的人、事、物的认识,促进了对职业、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并依照这一理解建构未来潜在的行为方式和规则体系。
职业体验包含多种形式, 且主要发生于个体正式进入工作岗位以前的青少年时期。 古代的职业体验就是徒弟以“合法的边缘参与者”身份跟着师傅体验职业及其技能负载。 现代职业教育背景下的职业体验则包含更多的形式和内容, 其科学性和结构性更强, 而其目的既是为了让个体认识到社会职业的宏微观特点,挖掘个体的职业兴趣;又帮助学生建构对社会分工与协作的深度认识, 促进其社会化的进程。
(二)职业教育通过技能传承保障个体的生存与发展
尽管不能否认职业体验对于个人社会化的重要性,但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功能在于技能传承。这一功能存在的时间最长, 也最能彰显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 社会分工使得职业专门化、专业化;这就需要人们系统地接受职业能力的培养, 以胜任日益复杂的岗位工作任务。 而职业教育通过学校本位学习与工作本位学习, 帮助个体获得从事某一份职业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围绕这些技能所需要的知识和态度,从而让个体能够立足于社会, 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普通教育同样可以赋予个体获得职业的能力, 但是普通教育的能力培养是基于普通知识体系,构建的是学问中心的课程模式,并以培养通才为主要目标。 而职业教育的技能传承是基于技术知识体系,构建的是实践中心课程模式,以培养专才为主要目标。由于两种教育的实施模式、内容与指向各不相同,所以它们对个体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发展兴趣等的要求也有根本差异。职业教育为个体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发展路径,它以职业能力的培养为依归,以实践为导向,以技术话语体系为工具,通过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的三维建构,帮助个体顺利进入人力资源市场获取就业岗位,并通过职后培训、 脱产学习等各种方式为个体的生涯发展提供支撑。 通过职业教育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的路径将被赋予技能积累、实践导向的印记。
(三)职业教育通过价值传递提升个体的身份认同感
社会大众围绕职业存在两类身份认同: 一是职业的社会认同, 指大众对某一职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贡献的理解; 二是从业人员个体职业身份认同, 指从业者对该职业的心理认可度和从事该职业给自身带来的心理和物质的满足度。 [5] 对于前者,大众的职业观将影响社会就业的基本结构、 教育等资源投入的倾向性,甚至是社会的稳定;而对于后者,个体在从事职业过程中对职业本身的满足感将影响其工作的质量以及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在引导全社会职业价值观的良性建构、 帮助个体形成对职业的认同上, 职业教育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早在 196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中就提到职业教育“应把重点放在学生的人格培养、推理能力的培养,以及他们的道德观念、 社会和职业的价值观及责任心的培养等方面”。[6] 一般认为,职业价值观的形成是自我的主动塑造机制和外部条件激发的潜移默化的模仿机制的辩证统一,[7] 而个体的职业认同感则与个体层面的自我效能感有正向关系。 [8] 从这两点来看,职业教育主要借助学校中的正式教育与培训、 工作场所中的榜样模仿和情境学习等对社会大众进行显性和隐性的职业价值观塑造, 并通过职业能力的培养提升个体在岗位上成功的可能, 进而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的功能作用于包括学校和工作场所在内的多元情境, 发生于显性和隐性两种状态之中, 贯穿了个体从职前到职后的全过程。
二、 个体经验生长的载体———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个体成长价值
前面提到,社会化是个体获得社会生存能力、取得社会人资格的基础和途径。 个体自出生以来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是成功地进入由各种规则、事物、现象等构成的复杂的社会。 教育为个体的社会化成长提供了一个捷径, 它允许个体以更高效率的方式获取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经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进程。而职业教育在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一优势就是以“职业”作为经验、事实和信息的组织轴心。
(一)价值定位:职业教育以“经验”培育社会公民的内在逻辑
在杜威看来, 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是经验增长的过程。 经验是一种能动的联系。 从经验中学习,就是在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和我们所享受的快乐或所受的痛苦之间建立前前后后的联结。 那么如何增长自身的经验呢?杜威认为职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轴心,把大量变化多样的细节贯穿起来, 使种种经验、 事实和信息的细目彼此井井有条。 [9] 这里的职业不应该被局限于商品性的职业,它既包括专业性事务性的职业,也包括“任何一种艺术能力、 特殊的科学能力以及有效的公民品德发展”。职业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有目的和方向的活动让个体感到有意义。 人类占优势的职业就是生活——就是智力和道德的生长。 [10]
基于上述观点, 杜威分析了职业教育对于个体经验生长和公民素养培养的机制。 一方面, 通过作业进行训练,是为职业进行的唯一适当的训练。因为主动的作业可以代表社会情境, 内部充满了具有社会性质的事实和原理。另一方面,发挥职业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性功能。当“工业生活在教育上得到正确应用时, 会使那些从事工业职业的人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望和能力, 有变为主宰工业命运的主人翁的能力”,甚至还有利于“增强社会特权人士对工人的同情心,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11] 杜威的这一论点实际上否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离的现状,因为职业为知识的组织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抓手, 它不是目的,而是为将来任务做准备的手段。所以职业教育也应该与普通教育相融合, 共同为个体的经验生长服务。任何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离的举措,都将丧失教育“改造社会”的基本功能,都将延续现有社会的制度和安排,成为“社会宿命论的封建教条的工具”。
(二)价值遮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野及其弊端
很显然, 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没有实现杜威的教育理想。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野伴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而定型并制度化。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分野的价值,因为它的确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提升了社会运转的效率。 但关键在于, 现有的这种制度安排完全堵塞了两种教育类型之间的交流。 教育的分流在各个国家都有存在,只是存在分流早晚的问题。但是制度层面不应将分流设计为永久的、断头式的分流,否则破坏了形式上的教育公平。更深层次地看,过早的普职分野会将原本整体的教育刻意地分隔成两个世界的事物,在原本应该融合的阶段实现了过早的切割, 在分流后的阶段又刻意强调要素的融合, 最终破坏了个体成长应有的环境。
(三)价值拓展:积极构建国家资格框架与普职融通课程体系
职业教育现代化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打通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之间的转换通道, 并尝试在基础教育阶段建立普职融通的机制,比如:“互联网+”战略下高职教学生态再造的创新景观,让职业类课程成为服务个体成长和发展的重要一元。 拓展职业教育这一价值的举措在于构建国家资格框架与普职融通课程体系。 国家资格框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衔接以及有效地推动终身学习, 由国家负责组织实施对教育资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等国家资格进行表征、分级、认定与转换的制度体系。 [12] 它的价值在于将分流后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以资格等价转换的形式联结起来, 在制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断头式”发展的问题。 对于个人而言, 这种相互沟通的教育体系能够确保个体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发展机会, 避免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陷入完全对立的发展状态。 构建普职融通的课程体系则是在分流前整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的资源,统合两者的育人目标,尽可能地发挥两者在培育社会公民上的优势, 尤其是发挥职业教育在培养个体的职业价值观、公民技术素养等方面的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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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锦棠.劳动和职业社会学[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119
[3]王清连,张社字.职业教育社会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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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5(1):21-27.
[6]刘来泉.世界技术与职业教育纵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6
[7]胡诗琪.他为什么频繁换工作? [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8
[8]高艳,乔志宏,宋慧婷.职业认同研究现状与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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