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资源分配与功利主义

　　摘 要：现代国家的科研资源分配经历了科学精英与政治精英决策到公众参与决策的历程。但其规范性基础始终是功利主义的，即科学研究促进所在社会中公众集体福利的最大化。“良序科学”理论为科研资源分配的民主决策提供了一个理想模式，并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做了系统的哲学论证。其以偏好满足解释福利，并在个体偏好形成集体偏好中持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立场，然而这种立场可能使其民主决策程序中产生道德上非正义的偏好，进而导致科研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关键词：科研资源分配 功利主义 良序科学 价值主观主义 非正义偏好

　　长期以来，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度设计将注意力集中于促进科学知识生产的最大化，而忽略了科学知识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资源，科学知识的社会分配将直接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理论问题直接表现为：我们应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建设，还是用于那些弱势群体迫切需求的研究;我们应该优先资助尘肺病这样特殊群体的疾病，还是优先资助糖尿病这样普遍性的疾病。公共科研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了现实的科学无法满足默顿的“普遍主义”原则，科研资源分配的优先性则直接决定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流向和分布。

　　本文将尝试讨论公共科研资源分配的哲学基础，并以“良序科学”为理论基点，通过对偏好满足和客观价值的考察，分析现代公共科研资源分配政策的两条公共价值原则。

　　一、公共科研资源分配的哲学基础

　　人类第一份科学政策报告出现在《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这部虚构的作品中，培根杜撰了一个被称为“所罗门宫”的由研究者组成的精英机构。“所罗门宫”通过协调成员们在相互讨论中自主做出的决定来推动工作。成员们将共同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哪些应该出版，哪些应该保密以及应用于哪些方面。这正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图景，它采取了客观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研究应指向的善。从皇家学会的早期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人曾受到过培根的巨大鼓舞，并且这些基本观点在其他民主社会中也广为流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美国对科学研究的大规模资助正式宣告培根神话的终结。采用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概念来解释二战之后的科学实践时，总会遇到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我们始终无法回避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谁为库恩笔下的“解难题者”支付薪金，谁来决定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去研究什么，谁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感兴趣，谁来监控研究成果的发表。各国政府都明白，知识的生产是资本集约型的，需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入来保障，同时也需要特定的行政机构来进行决策与管理。它的努力方向在于约束研究机构按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设置研发项目，或者说是按买方的特定要求，并且基于契约来生产知识。

　　现代有关科研资源分配的最为重要的文件是布什(Vannevar Bush)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布什的报告非常巧妙的将两个本来难以调和的视角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布什及其他参与撰写的科学家，坚持科学研究对于公众广泛关注的事务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竭力为科学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中争取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坚持“基础研究”应该是自由的，并且应该被给予“特别的保护以及有保障的资助”。他们提出的最为人们熟知的理由是，要避免社会的停滞，“基础研究”是关键。布什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认为基础研究为未来的技术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科学资产”。[1]

　　虽然培根所追求的善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变为国家安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等新的目标，但布什的报告实际上并没有偏离培根的“所罗门宫” 太远。贯穿整个报告的核心看法是，不管人们希望通过研究获得什么，关注“基础研究”都是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布什在这里捍卫了一个极强的立场，即不管如何解决美国公民的真正利益何在，不管运用科学研究成果来促进这些利益实现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按照科学共同体认为最有希望的路径支持科学研究，都将为实现这些利益提供最好的探索方式。

　　然而，现代社会的我们不太会接受精英主义关于什么是对人民而言是善的看法，亦或者明智的科学家可以认识到人民福祉的看法。多元化的民主已经习惯于认为在影响福利的因素上存在着个体差异，并且在密尔之后，人民应该参与决定哪些问题值得探索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与培根不同，我们认识到研究既可能产生有益的也可能产生有害的后果，且这两种后果都可能被以不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因此，“我们丝毫不惊讶为什么现在的政策建议不同于培根那种不自觉的精英主义模式。”[2]

　　20世纪70年代的几场重要的社会运动对科研资源分配的民主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如女性运动、反核运动和环境运动。这些社会运动有着广泛的目标，如社会公正、规范性原则的改变、改善民主实践、改变公众的观念等;它展现自己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如质疑专家知识、重新塑造科学、提出政治要求、动员科学资源以及促使知识生产更民主化。[3] 妇女运动试图矫正科学和医学机构建立过程中针对女性的偏见和排斥;反核运动、消费运动及环保运动，已经对精英人士漠视科学和技术负效应的行为提出激烈抗议。

　　与这些类似的草根运动相呼应，自20世纪70 年代始，许多国家政府开始为公众参与传统上由科学精英和政治精英主导的科研资源分配的决策提供新途径。70年代中期美国组织了第一次关于生物技术的共识会议，然后很快传播到了欧洲国家。开始，共识会议只包括了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后来，也包括了代表公众的参与者。与参与方式的浮现并行的是科技决策中的新的治理形式：公民陪审团及协商民意调查等制度性实验，已将一些随机选择的外行公众团体纳入复杂性议题的协商过程中。

　　从布什报告到科学决策的民主化运动，科研资源决策议题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承诺并没有发生变化，并且一直在加深，公众从委托政府和科学家进行科研资源分配的决策到自身直接参与到科学决策中，目的都是通过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科学研究最大化公共福利，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政策的演变其政治哲学基础始终是功利主义的。

　　二、“良序科学”的偏好解释

　　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基切尔(Philip Kitcher) 在“ 良 序 科 学 ”(Well-ordered Science)理论中为科研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民主决定模式。良序科学所要求的民主模式是一种称为“理想协商”(ideal deliberation)的代议制协商民主，能够理想地决定对社会所需要进行的研究项目的选择。该模式，“假定由接受过科学专家辅导的群体来做出决策，并把社会中相对广泛的所有看法都纳入进来”，([2]，p.133)而参与这种协商的人，“应当包括各种观点的代表，不应仅仅来自科学团体内部，也不应仅仅来自支持科学研究的人群，而应来自整个人类社会”。([2]， p.129)这些代表应具备至少两方面的条件：第一，他们必须能够代表所在社会中的所有利益群体;第二，他们要对所商谈的科学研究项目有着全面的了解。这些代表由社会中的各个利益群体选举产生，参与商谈的代表的比例应当与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一致，他们应当能够透彻地掌握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对科学研究项目的基本期望以及相应的资源投入。

　　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与被协商科学项目相关的专家需要针对这些项目的知识对代表作出详尽的解释，以形成对这些项目的“指导过的偏好” (tutored preference)。接着，代表们相互交流他们指导过的个人偏好，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以某种程度想要某个后果，并且倾听其他人给出的解释。基切尔假定，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尊重其他人的偏好并想着达成一个共识清单，其中没有任何人没得到充分考虑。在这样的交流之后，理想代表的偏好又会再次得到修正，这一次吸收了他们对其他人的需要的认识。对他们而言，下一步则是在研究可能产生的结果中列出偏好的优先序。在这一阶段，代表们已经形成了他们希望科学研究去解决的问题，并且指出了这些问题的相对权重。此时，无私利的专家需要赋予已形成的集体愿望清单中每一个项目以可能实现的概率值。在一下阶段，政府利用这些已得出概率的信息，再加上集体愿望清单，草拟出研究的可能议程，挑选出一个或一组最有利于实现理想代表们集体愿望的科研项目的资源分配方案。最后，决定权再次交回到代表们的手中，他们对合适的预算水平以及这个预算水平上的研究议程给出最终的判断。([2]，pp.134-143)当实际的决策过程的结果与这种理想的商谈过程的结果达到一致时，科学就可以被认为达到了一种良好的秩序。在政治哲学方面，虽然基切尔一再强调自己欠缺相关知识背景，但正如西蒙(Jeremy Simon)指出的，显然密尔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在《科学， 真 理 与 民 主 》(Science,truth, and democracy)中讨论科学应该促进的目标时，他特别强调了集体价值或集体利益的唯一重要性。[4] 在基切尔看来，个人权利显然要让位于全体人的福利，而科研资源分配民主决定的目的正是要促进科学事业全体相关者的总体福利，这贯彻了功利主义的原则。这一点受到了密尔关于功利主义所追求的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福利的影响。在提出“理想协商”的民主模式之前，基切尔为这种科研资源分配的民主决策模式提供了一个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哲学论证，他将科学研究所促进的集体福利解释为偏好的满足。

　　现代功利主义对福利的解释大致是从三种观点出发的：第一、精神状态或经验的观点，认为唯一具有本质价值的东西是积极的精神状态，唯一本质恶劣的东西是负面的精神状态，除非它能影响我的感受，或者我的经验，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提高我生活的价值，其中最经典的理论就是享乐主义，它以快乐和痛苦评价经验;第二、偏好或欲求的观点，认为唯一有价值的事就是获得你想要的、偏爱的或渴望的东西，只要一个人的偏好能够被满足，那么他的生活就过得很好;第三、客观的或实在的观点，这种理论会提供一份关于对任何人皆为善的事物列表，如知识、成就和道德的生活，而不管这是不是他们欲求的。

　　就科研资源分配而言，基切尔首先否定了第三种“客观列表”的观点。基切尔提出了这样的质疑：“知识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有益于我们吗?” ([2]，p.148)科研资源分配的精英主义观点实际上暗含了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然而，基切尔提出，发现了真理有时反而会降低人们的幸福。例如，有些从医院出来的病人往往被吓得魂不守舍，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从一些常规检查中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可怕状况，这种情况下似乎找不出什么理由可以为获得了知识而感到开心。当然，基切尔并未因此否定发现真理对更好生活的作用，在他看来知识总是有益于我们的论点之所以在这些例子上会失败，那是因为我们以及我们组成的社会是不完美的，道德上有缺陷的、不公正的。

　　讨论了功利主义的客观解释，基切尔对传统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观点也持否定的态度。他赞同享乐主义所面临着的明显反例：有些人尽管遭受巨大的痛苦也试图完成他的目标，这使得享乐主义者被迫假定，满足愿望会带来更高层次的、更美妙的快乐，但似乎更合适的方式是拓宽使生活更好的事物的范围，并且独立地、系统地对待目标的达成。正如基切尔所建议的那样，人们大都有自己的生活计划，这些计划中某些目的和愿望置于中心地位，人的生活质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多大程度上这些中心愿望得到满足。

　　因此他认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混合的理论，认为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快乐越多(或者痛苦越少)，则生活更好，也可以认为，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中心目标达成得越多，则生活更好，人们还可以提出一些方式来把愿望满足与快乐的积累进行权衡”。([2]，p.155)基切尔认为这种理论就是对福利解释的偏好理论。这种观点的基本理念是：给予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通常是给予他们快乐最可靠的方式，因为这也是使他们生活的更好的最可靠方式。

　　如果我们将享乐主义视为一种福利解释的主观主义观点，且“列表理论”是一种福利解释的客观主义观点，那么，基切尔提出的这种中间道路的偏好理论显然为科学资源分配的民主决策提供一个更坚实的理念基础。相较于享乐主义，在科学资源分配的民主决策中引入功利主义的偏好理论的一个好处是：与现实的联系更紧密，陷入专断的风险更小，更重要的是易于度量。我们知道，快乐是十分难以度量的。我们如何能比较你看球的快乐和看电影的快乐呢?我们如何能比较我的快乐和你的快乐呢?相比之下，偏好是易于度量的，因为它们会在行动中显露出来。如果我让你在球赛和电影之间做出选择，我就可以观察你的偏好，你将会按照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如果我向两个人提供了一个购买球票的机会，那么肯出更高价的人就显露出了一种更强烈的偏好。当我们将功利主义运用到科研资源分配这样的大规模体制中，这种优势就尤其显著。我们无法设计出能最大化总体快乐的体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设计让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的体制来最大化偏好的满足。即使我们无法计算出产生的偏好满足的量，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由的遵循他们自己的偏好，就已经使偏好的满足最大化了。

　　《科研资源分配与功利主义》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1期，作者：白惠仁。

《科研资源分配与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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